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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震失独者:“永远都忘不了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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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永远都忘不了,。”5年了,面对丈夫的劝慰,失独母亲陈玉娟还是哭了。

  2008年大地震后,她失去了唯一的女儿。那是一个乖巧美丽的娃娃,她的掌上明珠。此后,因为健康状况,她无法再生育。

  资料显示,汶川大地震后,有三成丧子母亲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再生育,成为无子母亲。时间流逝,她们的伤口一直隐隐作痛:没了孩子,整个家庭失去了寄托,陷入茫然;有人夫妻关系恶化,继而离婚。此外,他们还面临着贫困、失业、养老等问题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。

  这是受地震创伤最深的一个群体。他们异常敏感、自卑,自我封闭。任何善意的安慰,都可能触及他们的痛处;出现在视野中的任何一个孩子,都可能刺伤他们的眼睛。

  我们关注这一群体的震后康复过程,希望能寻求途径为其提供更切实的养老和医疗帮助、更细致的心理服务,帮助他们减轻伤痛,重新寻找生活动力。

  无法释怀的疼痛

  2013年4月下旬,在都江堰的一个普通高层,46岁的王甫军小心翼翼地展开女儿的奖状。

  这是他地震后从危房墙上抠下的两块碎片,勉强拼出一张完整奖状的三分之二:“王玲同学,2006-200……三好……特此表彰……”。

  5年前的大地震带走了他的女儿王苓。料理女儿后事时,小偷趁乱入户,偷走了这个残破家庭值钱的财物。只有王苓的奖状和多本相册被剩下来,成为这个家庭最珍贵的纪念。

  打开相册,王甫军心绪复杂地翻看女儿的影像。呆坐在他一旁的妻子傅蓉,也拿起了一本相册,脸上看不出悲喜,一片茫然。

  这些年来,她的神情,一直停留在5年前看到女儿遗体的那个瞬间。

  那是2008年5月13日早晨四五点,大地震后的第二天。新建小学的废墟旁摆着几十个死去的娃娃,家长在其中扒拉自家孩子。王苓的舅舅突然说:“在这儿!”

  11岁的王苓被找到了。她安静地躺在同学旁边,身上没有伤口,仅脚踝处有一处淤青,口鼻耳满是沙——她是在废墟中窒息而死的。她所在的新建小学五(一)班60个学生,死去的有56个。

  看到女儿的遗体,傅蓉定住了。天空下着大雨,傅蓉的母亲练仕如在一旁大放悲声,傅蓉却一声都哭不出。家人找矿泉水给孩子洗脸,找床被子把孩子盖上,傅蓉一动不动。拉着女儿离开时,练仕如发现,她已经无知无觉。

  几天后,新建小学的孩子被集中火化。不顾家人阻挠,傅蓉执意要去火葬场。傅蓉看着女儿,还是木然的表情,“疯不疯,癫不癫”。练仕如边哭边劝女儿:“你哭嘛。”没有任何反应。傅蓉什么都不晓得了,像是一块木头。

 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,王家在公路边搭简易棚住。外来看望的医生和志愿者络绎不绝,除了一个志愿者,傅蓉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。有医生告诉练仕如:傅蓉的眼神不对了。要好好守着,别让她乱跑。

  一晃,5年过去了。因崩塌而裸露的山体再度萌发了新绿,人们的简易棚换成了板房,又换成了楼房,只有傅蓉的情况依然如故。她寡语,少笑。在日常生活中,家人问一句,她答一句,从不主动沟通。

  她的双眼总是通红——长期失眠,这是震后失独母亲的普遍症状。为照顾女儿,老太太练仕如在地震后搬来与小两口同住。她带女儿去云南旅游散心,半夜几次上厕所,都看到女儿醒着,大睁双眼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  每天清晨,她带着女儿去家附近的体育场,跟中老年人跳坝坝舞。傅蓉做不好,有人发笑。母亲就指指自己的脑袋,人们心领神会。

  回家后,傅蓉常呆坐在电视前,屏幕中再好笑的情节也引不出她的笑声。家人让她打毛线分散注意力,她乱戳两针,扔到一边。洗衣裳,过一次水就晒。有时练仕如帮着洗澡,傅蓉看到自己的剖腹产伤口,“心头又难受”。

  对于以上种种,练仕如有时非常生气。实在看不下去,她就严厉指责女儿:“那么多人没了娃娃,都没像你这样子!”傅蓉沉默垂泪。再说,女儿就转过身去。练仕如无计可施。

  练仕如有时也会对女婿王甫军不满。失去女儿后,性格开朗的他似乎变了一个人。住在板房时,早晨一醒,他就开始呼号,那是一种内心深处撕心裂肺的哀鸣,“就像鬼激到了”。他还用手猛烈捶打板房,板房几乎要被砸垮。

  王苓喜欢照相,留下的照片不少于1000张。王甫军把它们扔在抽屉,几乎不敢看。他甚至删掉了手机上的女儿照片。一看到这些,他就想起她在学校废墟下挣扎的情景: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,她咋想?”

  在内心,他一直觉得对不起女儿:“我们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,她却走得那么早。”

  他有着深深的自责——如果自己能干一些,多赚点钱,把女儿送到好学校读书,情况也许会不同。他和妻子都从当地企业下岗多年。地震之前,他做着走街串巷的小生意,妻子是家庭主妇,经济情况不怎么好。

  地震后,他和妻子住进了新的安置房。王家以前的房子在市中心,有68平米。地震后,按照政府规定,70平米内免费,其余面积补差价,王甫军补了一些钱,换了一套城市边上90多平米的高层。差价和简单装修的钱,主要来自女儿的抚恤金。

  这让他更加自责:“什么都是女儿给我们拿生命换来的,我们在这儿享受。谁能接受?”

  再生育失败

  如果说丧子是对普通家庭的一个重击,再生育的失败,就是对他们的另一个重击。

  “她们不断治疗,不断产生希望,不断失望,好像被反复灼烧。”都江堰扶助丧子母亲NGO“妈妈之家”的创办人、心理援助专家刘猛说。

  地震后的第二年,在41岁的高龄,傅蓉怀过一次孕。

  傅蓉身体不好,在女儿降生前流过两次产。婚后第5年,她才第三次怀孕。那年夫妇两人分别30岁和29岁,在当时的都江堰算是大龄了。

  怀上女儿王苓后,她天天吃药打针、卧床保胎,被全家人像熊猫一样保护。女儿在1997年降生,足足8斤重,白生生,胖墩墩,还在舔嘴唇。两夫妇笑成了一朵花。

  大地震后,王家急切地想再要一个孩子。当时政府启动了再生育工程,遇难学生家长一律免费医疗。当年,傅蓉去取了环。2009年,她怀孕了。

  王甫军对此非常高兴。但他发现,傅蓉未从失去女儿的悲痛中走出来,“没太在乎”。去成都检查,医生说,傅蓉的情况容易宫外孕,要求做B超。做B超需要多喝水蓄尿,傅蓉执意不喝,没查成。

  怀孕到四十多天时,傅蓉流了产。医生把掉下的肉块挑给练仕如看:“还是双胞胎。”王甫军的心,一下子变得冰凉。

  清宫手术结束,傅蓉被送回家,此后一直月经不调。一年多之后,她绝经了。这意味着,她再也无法做母亲。

  流产在失独母亲中并不罕见。和傅蓉住同一个小区的李梅,在震后流产3次。

  2009年8月,她第一次流产,胎儿已经有6个半月。

  2011年,她两次怀孕。保胎针打得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,医生甚至一度没法下针。但每次怀孕到一两个月,胎儿就停止了发育。最后一次流产,她差点因此丧命,从此健康状况大不如前。一次为低保问题去找镇长,爬4层楼,她中途歇了两次。

  “再也不敢(怀孕)了。再掉一次,身体更受不了。”她说。

  医生告诉她,流产主要是因为心情不好。

  “我们的心情基本平复了。”李梅和丈夫表示。

  “你们只是表面平复了,心里肯定没有。”医生说。

  “到地震4周年,她们基本上已经绝望,但是还有一些人心有不甘。所以在地震后的第5年,无子家庭会更难过,因为这件事情将被确定无疑地打上烙印——‘我们不会有孩子了。’”刘猛说。

  无从填补的空虚

  对王甫军来说,伤痛是不可能消失的,它悄无声息地潜入心底,然后在很多偶然场合突然撕扯着自己:看到别家孩子会想起,走过和女儿经常玩耍的地方会想起……他再也没有去过新建小学旧址,那里现在是一个大型商场,车水马龙。

 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映秀的陈玉娟夫妇身上。他们11岁的女儿在映秀镇中心小学遇难,学校震前是危房。现在,小学的废墟基本被清除,只剩下一根旗杆和几块草坪,这让夫妇无法释怀。

  妻子去过一次半山腰的“汶川512特大地震遇难者公墓”,一上台阶就两腿发软。从此,每年清明都是丈夫一个人去祭奠。

  这些年里,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逐渐减少。

  失子之痛,刻骨铭心,非亲身经历的人无法体会。地震之初,丧子家庭本能地抱团取暖。但随着震后再生育家庭的增多,无子家庭逐渐不愿与前者来往。“你不喜欢看见别人抱娃娃,觉得不舒服。”陈玉娟哭着告诉记者。

  偶尔,两个群体也会一起出现。这时可以明显看出两者的不同:再生育母亲的表情和笑声自信放松,无子母亲的神情则忐忑不安,透露出凄惶、局促和自卑。

  “中国母亲很少有自我价值实现的意识,她们整个的生命价值就是把孩子养育成人、光宗耀祖。没有了孩子,母亲面临的是一种生命价值感的问题——她已经不知道为谁而活,挣钱给谁花,自己的生命价值在哪里。”刘猛说。

  而失独家庭之间也逐渐少了联系。李梅参加过失独家庭的聚会,大家一说起孩子就眼泪汪汪,这让她心里难受,不如不见。

  以往熟悉的人际交往圈子也荒芜了。“你走出去,好像人家就同情地看着你:‘这么多年,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?’别人不说,你都觉得很压抑。”吴晓说。地震中,她在聚源中学初三读书的儿子丧生。

  为了躲避伤痛,吴晓和丈夫远离家乡,去往成都打工。在一个陌生的地方,她觉得呼吸相对容易一些。在成都,她从不与外人谈论儿子——无论是同情,还是“做了缺德事遭天谴”的恶意推测,都是她无力承受的。

  “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,我就是麻木地活下去。”她说。

  节日对丧子家庭是一个严峻的考验,这时他们一般都呆在家里,很少走亲戚。“我最讨厌过节。别人合家欢乐,有说有笑,对我们是一个打击。“陈玉娟说。很多来自亲戚的安慰,甚至是一种伤害。

  没了孩子,时间骤然多了起来,多到无从打发。

  为消磨时间,李梅帮人卖过一阵衣服,其中有昂贵的貂皮大衣。但流产后,她的记性越来越差,尽管很留心,貂皮大衣还是被偷走了三件,她用了多月工资才还清。

  陈玉娟以前是家庭主妇,现在仍然如此,每天在家做三顿饭、上网、打游戏“混日子”,电视一看就到半夜。丈夫一下班就回家坐在电脑前,反复看女儿生前的照片。那是他一张一张扫描进去的。每次妻子看到,心里就难受得要命。

  “她好像还没去世,还在我身旁。” 陈玉娟的丈夫打开一个手机视频,放给记者看:“这就是我的娃娃。” 一个模样俊俏的小姑娘蹲在花坛前格格发笑。他深深地凝视着她,而她永远不能再活过来了。

  曾有不知情者问他:“你娃娃多大了?”

  他答非所问地回复:“出国去了,英国。”听得懂的人会明白,听不懂的,就以为他的女儿真的出了国。

  “没有目标了。现在好像一切都成了泡影了。”丈夫怅然地说。在亲戚帮助下,他为女儿建了一个纪念网页。坐在电脑前,他打开网址,动了动鼠标。

  “点一朵花。”他笑着说。

  谈话间,陈玉娟又哭了起来。“哎呀,不要哭。都5年了,该忘记的要忘记,只要你心里时刻有这个人。”丈夫安慰道。

  “我永远都忘不了,除了死。”妻子流着泪说。

  陈玉娟与丈夫感情深厚,相互扶持。而在很多失独家庭,夫妇的婚姻生活危机四伏。

  吴晓的一位好友,地震后无法再生育。丈夫与她离了婚,另组家庭,又生了孩子。孑然一身的她于是拼命开了几家小店,让自己忙起来,忘记一切。

  “女人不能生育,男人不能接受。但是男人不能生育,也许女人就可以原谅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我们受了很大的伤害。”吴晓感慨道。她的婚姻也在风雨飘摇中。

  但也有例外。王甫军就从没想过离婚,尽管他与妻子已经无法交流,相处很累。

  “我撒手离婚,肯定还是能离,就是我看着她可怜。”他说不会抛弃妻子,“毕竟要看在女儿的名下”。

  2013年4月中旬,“妈妈之家”的心理咨询师李沛来到王家,进行家访。

  她发现,傅蓉在女儿死后表现出精神症状。但她一开始没敢把这个判断告诉王甫军和练仕如——家里一直认为,傅蓉只是抑郁。

  在李沛和刘猛劝说下,家里终于同意把傅蓉送往专门的医院检查。

  李沛问傅蓉,还想要孩子吗?

  “想要。”傅蓉答道。在这一刻,她的神志似乎是清醒的。

  寻找新寄托

  没了孩子,一些失独家庭开始重新寻找新的寄托。

  李梅养了一只深棕色的小泰迪,小狗颈上带着一撮胎生的白毛。它是从一家美容院买来的,花了600元。这是这个家庭第一次养狗。

  丈夫戴兴奎想给它取名“小乖”,李梅不肯,执意取名“多贝”。丈夫后来才领会过来,“多贝”,就是“多一个宝贝”的意思。他没忍心在妻子面前说破。

  两人对小狗昵称“贝贝”,自称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:

  “贝贝,爸爸去做饭,想不想吃?”

  “乖乖,再去窝窝里睡会儿,等妈妈再睡会儿。”

  “贝贝,回家了,不耍了。”

  ……

  有的时候,两夫妇觉得贝贝听得懂他们的话。这只小狗聪明调皮又黏人,一听到爸爸下班的电瓶车声,就赶紧到门口去接,尾巴摇得像电扇。这给了戴兴奎莫大的安慰。

  两夫妇像爱孩子一样爱这只小狗。李梅剥花生,自己吃一颗,贝贝吃一颗。丈夫上班累了,煮两个鸡蛋吃,精华部分——蛋黄,都留给贝贝。

  贝贝则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欢乐。它可以把一根面从头吸到尾,哧溜一声吃光,引来笑声。

  慢慢的,李梅发现,自己“好像是不一样了。和之前比,心情好点了”。早晚遛狗,她还在小区里认识了一些狗友。

  一天, 她在路上遇见傅蓉,平时几乎没有笑容的傅蓉,竟然对着贝贝笑了。

  李梅开始劝说王家养狗,称这会有助于傅蓉的病情。看到卧在李梅臂弯沉睡的贝贝,原本不愿养狗的练仕如和王甫军都动了心。

  而在都江堰的聚源镇,人到中年的徐伯清和党孟两夫妇,又从零开始,重新养育一个婴儿。

  孩子是抱养的。中介人告诉他们,孩子的母亲是一个“小女娃子”,即未婚妈妈。徐家支付了几千元“营养费”。

  两夫妇原本想领养一个女孩,那样以后开销小些,女孩也更贴心。但当这个男婴突然到来时,两夫妇欣然接纳了。

  孩子在出生第二天被抱到徐家,体重只有五斤多。那是2012年寒冬,看到的人都怀疑孩子会夭折,问徐家夫妇:“带得活不?”

  “带得活。”党孟说。她格外精心地照料他,怕冻着,她每天把他搂着睡,一个胳膊压麻了,再换一个。

  怕政府发的奶粉质量不佳,她第二天就去商店买了300元一罐的林芝羊奶粉。孩子吃得少,隔一个多小时就饿哭了。在最开始的半个月里,她一晚上得起来五六次。

  养孩子花钱如流水。在他半岁之前,光奶粉钱和尿不湿等费用,一个月要2000元,这对徐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。徐伯清的工作是安装房屋水电线路,收入不稳定,党孟一个月只有130多元低保。两夫妇就给自己打气:大不了节约一点,再努力挣一点。

  党孟也会情不自禁地对比:以前儿子生下来6斤多,吃母乳,40天就长到了11斤;现在孩子吃奶粉,体质孱弱,去过几次医院。以前儿子主要由母亲带,现在母亲八十多岁,一切只能靠自己。

  但无论如何,生活终于有了奔头。“管他的,就当是自己亲生的。很多时候,我把对原来那个娃娃的爱,放在他身上了。” 党孟说。

  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不同——不敢打,怕被人说。现在这个男孩一看就被宠坏了。党孟也知道这一点,但她又无法克制宠溺,要什么就给什么。“你说不心痛他又心痛哪个嘛。”她有些无奈。

  她有时还是会心酸。4月的一天,她带着孩子遛弯,两个邻居向她打招呼:“带孙儿?”她一时气结,径直走了。

  她忍不住想,如果没有地震,她1993年3月20日出生的儿子今年已经20岁,该说媳妇了。

  与党孟相比,吴晓的收养过程没有那么幸运。有一户贫困人家曾经想把超生的孩子送人,但开出了苛刻的条件,并要求支付3万元。求子心切的她和丈夫同意了。到了最后,对方反悔了。

  也有母亲排斥收养,比如邱姐。她的儿子在映秀遇难后,有人劝她领养。但她说,别人的娃娃不如自己的好。

  她怀儿子时做过一个梦,梦见一条小白龙。儿子去世后,熬不住思念,她去了一个寺庙,央求庙里的和尚帮着看儿子现在在做什么。

  和尚说,你的儿子是井龙王的娃娃,回他爸爸那里去了。

  想起自家老屋里的一口老井,再想起怀孕时的梦,邱姐宽心了一点。

  养老是失独无子家庭最大的烦恼。听说女性的退休年龄可能会从50岁推迟到55岁,母亲们忧心忡忡。而看到飞涨的物价和手里越来越薄的票子,她们担心,以后的退休金是否能够保证基本生活。

  在网上看到失独家庭报道,陈玉娟深受触动——没有子女签字,连养老院都进不去。

  她带点赌气地对丈夫说,等以后动不了了,就自己死了算了。

  这话被丈夫打断:“你怎么去想那些呢?自己现在好生活就对了。养老院?我才不会去。”

  “你动得了的时候是不去,你动不了的时候看谁管你。靠侄儿,靠得住吗?都是独生子女,他管自己的爸妈都管不过来。再说,有钱他管你,没钱呢?”妻子尖锐地说。

  “他肯定朝着你的钱看。”丈夫附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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